回忆蒋彦永医生:勇敢揭露 SARS 真相,公开呼吁平反“六四”

原文发表于 NPR,端传媒与 NGOCN 翻译转载发布。作者:翟淑珍(Susan Jakes),ChinaFile 主编,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资深研究员,2000 年至 2007 年期间,她在香港和北京为《时代》周刊做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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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 2 月 18 日,说出 SARS 真相的中国军医蒋彦永在北京举行的非典十周年座谈会上讲话。

“在中国,为了生存,公民必须学会适应真相与官方真相之间的鸿沟。官方上,中国是一个把工人放在第一位的‘人民共和国’。官方上,中国尊重人权。官方上,中国的媒体能够自由报道新闻。那些指出官方真相与不幸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的人被贴上混淆视听、不爱国或邪恶的标签,因为官方上不存在这样的鸿沟。”

2003 年《时代》杂志表彰中国军医蒋彦永为 “亚洲年度新闻人物”时,我是以这段话作为开始的。

今年 3 月 11 日,蒋医生逝世,享年 91 岁。

蒋医生之所以成为新闻人物,是因为他揭露了 2003 年中国政府隐瞒北京爆发 SARS 的实情。 就如 2020 年的 COVID-19 一样,SARS 是由当时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致命呼吸道疾病。 对蒋医生而言,他只是维护了他身为医生的“最基本”职责,却在事实与官方说辞的冲突之间,冲开了一线间隙,让其他官员和医生也能说出真相。这一切,最终导致了当时的中国卫生部长以及北京市长下台——这是中国领导人史无前例地默默承认自己的错误。而这一切,挽救了无数条人命。

中国政府有能力控制疫情

2003 年春天,SARS 已在华南和香港流行数月。全世界约有 2300 人被感染。有传言说病毒正在北京蔓延。当时,在中国最顶级的医院之一、也是军方创办的 301 医院从事外科手术和教学工作的蒋医生 71 岁,处于半退休状态。

4 月 3 日,同是军医出身的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电视上发表声明,称首都北京仅发现 12 个 SARS 病例,且全是在北京以外的地区感染。4 月 6 日,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更进一步,称“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、洽谈生意”,并声称“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疫情”。

看着这些声明的蒋医生感到难以置信。 他知道的情况是:在北京的一些医院,感染了 SARS 的病人已经占满了病床,而且有医生和护士在治疗病人时也已受到感染。他和自己的医院同事交谈,对方也对官方的谎言感到愤懑不平。蒋医生决定敲响警钟。 4 月 4 日,他将一份关于“疫情传播真相”的声明,传真给中央电视台和香港的凤凰卫视,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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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 年 4 月 9 日,中国武汉,医护人员救治疑似 SARS 重症男士。

当时,我是《时代》杂志驻北京的记者,我在关注与 SARS 有关的真相,但很难找到愿意与我交谈的医生。4 月 8 日,我打电话给一位在北京长大、人脉广泛的朋友,希望他能介绍一些医生给我。 接电话时,他气喘吁吁,因为他也正好要给我打电话。他让我用《时代》办公室之外的“安全”电话给他回电。 电话一拨通,他就告诉我蒋医生发表了声明的事情,并说他马上就传真给我。

几分钟后,我读着那一页打印出来的声明,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速。 作为中国军方权威医院的外科主任,蒋医生的军衔在美国相当于少将。具有如此声望的人,能直言反驳中国最高领导人,是前所未闻的事。更何况他竟然将自己的名字,以及私人电话号码都罗列于声明书上。我拨通了其中的一个电话号码,接听的正是蒋医生。我花了一点时间说服他,但其实几分钟后,他就同意,当天下午的某个时候,他可以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见我。

直言反驳中国领导人

我回到办公室更仔细地阅读声明。 文章不长,仅仅五段。他描述了听到卫生部长的声明时,自己是多么震惊,然后详细地说明为什么官方的病例数字是被低估的。他称,自己所在的 301 医院就曾将一名 SARS 患者转移到另一家传染病医院,而那个医院已有 10 名医疗人员因感染 SARS 而病倒了。另一家医院,则已有 60 个病例以及 7 个死亡病例。但当天,全北京的官方宣布病例数仅为 19 个,其中只有 1 例死亡。声明中,他所揭露的最令人发指的真相是:北京医务人员在 3 月初就知道 SARS 正在当地传播,但由于“两会”在即,为了“确保稳定”,所以禁止公布这个消息。

埋头看声明的过程中,我的电话响了。另一个消息人士让我旁听他与一位在北京军方医院的亲戚的谈话。对方所描述的情况,在每个细节上几乎都与蒋医生所说的吻合。

确认了这些信息后,我就去瑞成酒店等蒋医生。 他到达时,我是酒店大厅里唯一的外国人。 他看起来又高又瘦,穿着一件优雅的深绿色西装外套。 他向我点点头,略微示意,然后冲楼梯走去,就像要去见别人一样。此时,大厅上面的茶馆几乎空无一人,我们坐了下来。或许是因为即将要面临的事情(对真相的曝光)过于沉重,我们之间也有一丝基于这沉重的尴尬。他要去了我手上他那份声明的复印件,开始拿笔更正。我察觉到了他的紧张,以及对和我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焦虑。但几分钟后,当看到服务员精心繁琐地为我们准备茶时,僵局被打破了,蒋医生扬起眉毛,露出了一丝无奈的微笑。我也跟着笑了。 他则眨了眨眼。

或许这是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所惯用的放松的技巧,反正我们彼此终于都能放松了下来了,谈话开始顺利进行。蒋医生向我解释了他如何知道这一切,也说起他医院的同事是多么地愤怒和恐惧。他也谈到 SARS 的传播对大众可能带来的风险,随着情绪的提升,他的声音也逐渐提高。“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,开始(因感染 SARS)发烧时,我可能并不知道应该去哪家医院。”他说,“可能只有病重了,我才会知道原来不是普通感冒。”正是这一忧惧促使他挺身行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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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 年 5 月 6 日,中国武汉,戴口罩的新婚夫妇过马路。

我们聊了大约一小时,主要是用中文。其间,蒋医生偶尔会用清晰而纯正的英语抛入一点医学术语或几句话,那是他幼年在上海所学的语言。我们的谈话里有很多是关于严肃的医学原理,他苦心地为我逐一讲述,并告诉我他如何多方确认信息。纵观他和我的谈话,我发现他说话的方式有一种轻松的、近乎顽皮的特质,这让谈话很愉快。多年后,我才认定这是他的某种特质,而或许正是这种特质,帮助他忍受了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动荡以及文革期间、他所遭遇的迫害。

我担心他可能没有意识到,在《时代》杂志上发表他的声明,有可能给他带来危险。我确信自己已证实了他声明中的大部分内容,就问他是否要匿名发表,他坚决拒绝了。在他看来,他讲的是真话,当然要实名发表,才更具说服力。他说,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,能泰然面对一切后果。

那天晚上,我发出了报道。 第二天,蒋医生就连续不断地接到了数十名记者的电话。很快,他的上级领导发出指令,要求他停止与外界的一切接触。他给我打来电话,说了这件事。但尽管如此,在接下来的一周,当世界卫生组织的 SARS 检查组到访北京医院时,他还是设法给我传递信息。当时,北京的军方医院以及社会医院,都对检查人员隐瞒了 SARS 病患的实情。甚至有一家医院,将患者从病房转移到宾馆。另一家医院则将病人塞入救护车,在城中打转,直到检查人员离开。但那时,蒋医生的勇气已经激发了其他的医生和官员发声。虽然大多人都保持匿名,但他们踊跃地行动,证明有 SARS 病患被掩藏的事实。4 月 20 日,北京的通告中,将官方 SARS 病例的数目增加了将近 10 倍。同时,卫生部长及北京市长均被撤职。2003 年 7 月,SARS 得到了控制,此前,疫情已蔓延到了四大洲。

一开始,蒋医生被誉为国家英雄。当时的北京,街道空无一人,仿佛是对 2020 年的一种预示。那时,蒋医生的名字出现在中国几乎所有主要报纸的头版。他的照片也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广告牌上。彼时,我虽然无法正式采访他,但他偶尔会骑自行车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家酒店,在茶馆里和我私下聊天。 每次见面,他都会给我带来若干份他认为我应该读的材料,我也会给他讲我最近写了什么报道。

公开呼吁平反“六四”

我怀疑,蒋医生揭露了 SARS,不但取得了惊人的社会效果,却又幸免于任何严重的报复或惩罚,可能使他有足够的勇气再度犯禁。 翌年春,适逢天安门大屠杀 15 周年。这 15 年间,蒋医生应该是每每回顾起当年,目睹平民死于他所服务的军方手下, 一直都在试图整理一股愤恨的头绪。1989 年,他所在的医院便是距离屠杀场最近的医院之一。 他指挥的 18 间手术室,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就接收了 89 名枪击受害者。2004 年 2 月,他致信中国最高领导人(并再次致函国际媒体),描述他所目睹的真相,并讲述他与党内元老谈及“六四”时的遗憾。他勇敢地公开呼吁,要求官方推翻关于六四事件的“定性”。

这次,后果来的迅速而严厉。蒋医生与妻子华仲尉博士当即就遭到严厉的监禁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们经历了一段可怕而令人筋疲力竭的轮番审讯以及自我审查。这些审讯和审查,目的是企图说服蒋医生:他在手术室里的耳闻目睹,“一生不能忘”的景象,不过都是他脑海里的幻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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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 年 6 月 5 日,北京报摊售卖一本以蒋彦永医生作封面报导的杂志。

经历了如此艰险处境后的他,并没有服软悔改。他终究被允许在严密的监视前提下回到家里。这种监视在他的余生中,时而严密,时而松弛,但他那种轻松自在的神态丝毫未减。2005 年或 2006 年,我和他在我家附近的地方共进午餐,他开玩笑说,自己因为不再染头发而原形毕露,这样也就“比较老实”了。2008 年奥运会期间,他穿了一件笔挺的衬衫,出席我在北京的订婚宴。在去看一场奥运篮球赛的途中,他向我们一群人讲述了他在少年时期参加高中篮球队的往事。

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 2015 年 12 月,在最初见面的“我们的酒店”。如往常一样,他骑着自行车来。他带了一台小型的笔记本电脑。这次见面的大部分时间,他得意地向我展示他最近所做手术现场的相片。他已经 84 岁高龄,依然深爱着他的医生事业。

如今,我只能猜想,当蒋医生目睹 COVID 的爆发与传播,看着历史又在重演,和当年政府在一开始隐瞒病毒的传播一样,以及武汉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压制禁言,对这一幕幕,不知他会做何感想。 蒋医生染疫而故,很可能也是北京当局猝然放弃“动态清零”政策的结果。 我也设想,当初中国若有像蒋彦永医生这样资历深厚的人,在更早的时间就对武汉的疫情发声,或许世界局势的变动就不会像今天这样?我也想知道,他对美国在疫情处理的混乱会有何评价。

如今,距离 SARS 的爆发已过了 20 年,COVID 也已过了漫长的三年,蒋医生当年所戳穿的那道缄默守密之墙,已经重建。在他死后,当局仍不放弃与他有关的一切严控:他 3 月 15 日的葬礼规模很小,亦不公开。至今,我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,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他的死讯。2003 年,当蒋医生的名气达到顶峰时,全中国称他为英雄,而他却常说,他宁愿人们记得他只是一位说实话的医生。如今的我们,唯一能做的,就是继续努力,以此来继承他的遗志吧。